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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为寻求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带来了独特的挑战。跨境投资监管变得越来越严格,去全球化正在影响全球价值链,并且贸易保护主义的大趋势已经在发达国家蔓延。
中国企业在规划海外投资时会考虑到地缘政治环境,最近完成的并购战略与交易咨询减少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ODI) 的数额减少便体现了他们的考虑。
从2016年的顶峰时期开始,中国ODI的下降趋势与限制性更强的海外投资格局,以及政治立场和优先事项的转变具有直接联系,从而促使中国企业重新考虑其投资战略。
全球化的主要价值在于,使不同市场/国家在贸易、旅游和投资方面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跨国公司业务遍及多国,且都建立在全球思维基础上,受其投资活动推动,全球价值链从而建立了起来。但是,这种全球性思维正在改变。
全球化趋势可以在发达国家中看到,例如,中美贸易局势紧张,中国企业受到的影响包括供应链缩短,以及贸易和投资下降。
从2016年的顶峰时期开始,中国的ODI流量和已宣布的绿地投资一直在下降。二者在2017年经历了全球暴跌,从2016年的1,962亿美元下降到1,583亿美元。2018年,中国的ODI进一步下降至1,293亿美元,对北美和欧洲投资的下降尤为严重,与2017年相比下降了73%1。2019年上半年,ODI继续收缩至574亿美元,同比下降8.4%。
推动中国ODI下降的因素包括,全球化贸易受到威胁,以及跨境投资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管控。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时,曾简洁地阐述了中国的立场:“我们必须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然而,发达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却是反其道而行,这使得中国在这些市场上进行ODI更加困难。例如,2017年至2018年期间,在中国以外的28个国家/地区共引入了49条有关外国直接投资 (FDI) 的明确限制或法规,其中近40%源自外国对基础设施、技术、房地产和国防部门等国家安全的担忧。
我们必须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
全球监管变化的连锁效应对海外中国企业的并购环境产生了影响。中国并购战略与交易咨询的失效或撤回增加就可以证明这一点,2018年损失价值创下了37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大部分的失效或撤资发生在美国,其中75%发生在TMT、金融服务、石油和天然气、采矿和金属以及先进制造业和交通运输部门。
随着保护主义政策的开始,公开市场正在闭门谢客。因此,中国企业需要使其贸易和投资目标多样化,以免其全球竞争力受到损害。
从中国出口的集中程度可以看出风险所在,出口前五位的行业包括,电器和电子产品、纺织品、贱金属、制成品和工业产品,占2018年全部出口的74.4%。此外,美国为每个类别的首要出口目的地。鉴于不确定性和美国的政府政策,完全依赖美国市场可能对中国出口商,尤其是议价能力较小的小型企业构成风险。
尽管面临上述挑战和环境变化,在2018年,中国还是仅次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并且仅次于美国和荷兰,是全球ODI存量第三大的经济体。中国在全球ODI存量中所占的百分比在2018年为6.3%,高于2008年的1.2%,这一增长表明了中国“走出去”的意图。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国际化,而是企业如何国际化。
中国的经济开放使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欢迎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对外开放的核心,为中国带来了有助于发展其产业进步的前沿技术和价值链。
这使得中国出口的质量发生转变,从低端产品转向高附加值产品,其中许多产品跨越了整个行业的价值链,例如通信设备和电子产品。
随着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走出去”),相应地,企业也有机会通过并购活动“引进来”价值链要素。此过程可以避免在保护主义政策情况下,企业的部分价值链被困市场的风险。同时,企业不应在战略与交易咨询失效或退出风险较高的市场中寻求并购。
为了使中国“走出去”并“引进来”有效的战略,扩大其ODI目的地和行业至关重要。这将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使中国能够更好地适应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风险。
其中一个重点领域应该是“一带一路”倡议 (BRI) 涉及的市场。随着发达国家的去全球化趋势促使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的ODI(尤其是针对非洲)提供了越来越有吸引力的环境。卢旺达总统兼非洲联盟轮值主席保罗·卡加梅 (Paul Kagame) 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上表示:“非洲不是一场零和游戏。我们与中国不断加强的关系,并不以任何一方的牺牲为代价。实际上,在非洲大陆上开展业务的每个人都将获益。”
另一个重点应该是可持续发展。对环境的关注推动形成了治理企业行为和绿色投资的法规,中国也开始要求企业进行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披露。在这方面,2018年颁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并且还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
鉴于去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双重趋势,贸易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紧张关系要求对全球贸易运作进行健全的管理,严格控制与贸易有关的成本。在贸易和投资不确定的时期,多元化是关键,中国企业应积极加强自我定位,更好地适应变化。
为此,如果企业希望减轻中美贸易战带来的风险,企业应监控五个领域:进口商品关税的提高,企业战略与交易咨询风险的增长,对当前供应链安排的威胁,外部投资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合规要求更严格的关税。
当出现贸易摩擦时,第一步是进行影响分析,然后研究可实施的且最谨慎的缓释策略。有效的应对需要兼顾速度和准确性。在贸易和投资不确定的时期,这种应对方式对于保持竞争力至关重要。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希望在海外投资,了解全球投资环境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跨境投资法规变得更加严格、全球化的历史标准日新月异的时代,中国的全球视野和多边举措可能对寻求在这种环境中盈利的企业具有决定性作用。